如果说现代发达的城市文明是上海的“今生”，那么古老的盐业文明无疑是上海的“前世”。上海作为中国东部河海交汇的枢纽，自古便是人类文明与海洋产业交融的核心地带。海盐产业，作为海洋经济特色的主导产业，不仅是上海古代经济的重要支柱，更是中国海洋文明演变的生动缩影。

　　先秦到汉唐时期，上海产盐带主要分布在金山、奉贤一带。五代以后扩大到宝山、南汇沿岸。宋元明时期，浦东、奉贤、金山等出现了大规模的盐场，反映了江南古代盐业发展的盛况。明代中叶以后长江口扩张、淡水下移，产盐带不断萎缩，盐业步入衰落阶段。至道光年间长江口门内古盐场基本消失。

　　到了近现代，上海，作为中国和远东人口蕞多、生产力蕞大的工商城市和口岸开始崛起，形成了蕞重要的社会和人文因素，对长江口盐史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　　一部盐业史，既是一部产业史，也是一部经济史、社会史、环境史、生态史；既是对历史地理的复原，也是对生态地理的重构。

　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鲍俊林的新作《长江口盐业简史》一书，全面展现了上海地区盐业发展与人类文明演变的重要面貌，从盐的视角呈现了中国海洋文明发展的侧面。

　　当你漫步在新场古镇的老街上，是否会想到这里曾经是繁华一时的盐业重镇？当你听到航头、大团、六灶、下沙、三灶、盐仓、灶港这些略显奇怪的地名时，可想过这些曾是古代盐业生产和流通所留下的痕迹？

　　虽然昔日的盐场消逝，盐业已无，取而代之的是今日的现代文明和城市繁荣，但是那段历史仍旧需要我们不断汲取和怀念。

　　5月14日下午2:00，复旦大学资深教授、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图书馆馆长葛剑雄，《长江口盐业简史》作者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鲍俊林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，以盐为媒，与嘉宾读者共同探讨上海的前世“文明”。

　　葛剑雄在本书序言中指出，前两年盐业部门公布了一项数据：我国供应的食盐，海盐只占5%，其他主要是岩盐。这出乎不少人的常识概念，因为他们一直认为，既然中国东南面临大海，有18000千米的海岸线和那么多海岛，自然应该以供应海盐为主。其实他们混淆了一个概念：资源所在地不等于就是产地，产地也不等于行销地或消费地。

　　食盐是人类的生活必需品，在市场经济中也是一种商品。既然是商品，就得讲究价格和利润。商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，不同时期、不同生产力条件、不同社会制度，同一时期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下，食盐的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都可能不同，甚至有悬殊的差异。

　　就以海盐而言，理论上海水都含盐，都能用于产盐，实际却不是那么简单。海水自然形成盐结晶又能为人所获取的情况很少，绝大多数是人类利用海水生产的。要选择海水浓度高且容易汲取、拦蓄、蒸发的地方，还得考虑阳光、风力的条件。一般要选合适的海湾、滩涂，建成盐田。用卤水煮盐时，还得有多种制盐工具，需要消耗大量燃料，又得计算燃料的来源和价格，这些都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。

　　人均食盐消费量基本上是一个常数，产区的产量与消费区、消费量有相对稳定的关系。产量超过了消费量会造成供过于求，导致滞销和价格下降；反之则会供不应求和价格上涨，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产销区间的调整或重新组合。从产区到销区的物流成本必定要计入食盐的销售价格，在交通运输手段原始落后的前提下，产区离销售区不能太远。如果在合理的物流范围内没有足够多的消费人口，即使自然条件合适，也不可能产生产地。如果原有的消费人口减少或迁离，又会导致原有产地的萎缩或终结。

　　交通运输路线和手段的改变导致物流成本的变化，如水运与陆运、人力和机械、路线的改变，直接影响到产地和产量的变化，大幅度的变化蕞终会改变产销的基本关系和格局。在只靠人背马驮的条件下，物流成本往往远超生产成本，导致很多交通不便的山区的盐价更为昂贵。通了公路、铁路之后，物流成本大幅降低，生产成本低的岩盐完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输送，成了商品食盐的主体。

　　历史上滨海与河口地区是重要产盐地，但难免受到潮汐和海洋灾害的影响，为了防灾抗灾，就需要修筑堤塘坝闸和相关设施，还要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或突击性的修复加固。这与食盐生产往往不能兼顾，造成对盐产地的直接影响，如占据或毁坏了原有盐田，影响或截断了海水来源，或者影响了海水的盐度。为了就近取土，有时不得不毁坏已有盐田。对芦苇和荒草的需求，导致保留或扩大滩涂的需求，直接影响到盐田的范围。

　　当同样的芦苇荒草滩涂的土地产值超过盐产值时，废盐田复滩涂就是必然的选择。当本地产盐价失去竞争力时，改变土地利用方式成为有效措施。近代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，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。农林牧副业的进步使沿海滩涂荒地有了多种更合理有效的利用方式，于是开发利用已久的盐田陆续被改造为农田、牧地、林草地、工业用地、生态保留地，也有些盐田成了聚落或休闲空间。

　　此外，明清以来盐引制度的变化，官府专卖制度和行销区的变迁，对私盐取缔与打击的力度，跨区域贸易对食盐生产和运销的影响等，诸如此类的社会和人文因素，也都影响着盐业的兴衰演变，有时比自然因素的作用更大、更剧烈。

　　所以，一个区域内盐业的兴衰历史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复杂互动的产物，是当地人群的生活、生产、生存方式与所在空间的各种自然因素长期作用和调适的结果。由此产生的研究成果既是一部产业史，也是一部经济史、社会史、环境史、生态史；既是对历史地理的复原，也是对生态地理的重构。

　　鲍俊林的《长江口盐业简史》以长江口——长江三角洲的前缘，即长江与东海的交汇地带——为论述范围，分析了该区域的盐业兴衰过程，揭示了长江口盐史在全国盐史变迁上的共性，以及它具有的地方特殊性。这一范围自然环境错综复杂、人类活动强烈频繁、生态系统敏感脆弱，特别是近代上海这个中国和远东人口蕞多、生产力蕞大的工商城市和口岸的崛起，形成蕞重要的社会和人文因素，对长江口盐史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尽管这只是一部简史，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。我认为，此书体现了作者多年来的研究基础和水平，达到了预定目标，是一项符合我期许的成果。

　　（本文资料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提供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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